在全球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，数据安全治理成为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重要议题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提出，“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，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提出，探索建设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，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国际治理，在数据安全、隐私保护、跨境执法协作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。数据跨境流动须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释放数据价值。当前，全球数字贸易、人工智能、词元出海持续发展，带来大规模数据跨境流动需求。与此同时，数据跨境流动的跨法域合规壁垒、全链条安全风险等问题却影响了数据跨境流动规模化发展。

数据跨境流动面临多维安全挑战

数据承载着企业经营利益、公民个人隐私乃至国家主权安全。数据跨境高效流动和共享促进了信息传递、提高了效率，驱动了数据进一步开发利用，推动了数据价值快速实现，但也放大了数据泄露、篡改、违规滥用等多重风险。

国内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及细则有待持续完善。目前，对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文件，监管体系分散，特殊领域行业的法律法规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三大上位法衔接不足，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临监管要求与法律不完全一致、监管尺度与标准不统一的情况。尽管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数据跨境流动，但整体呈点状，处于“小步慢走”阶段，且更多基于服务地域产业发展的考量。在行业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前，数据跨境流动仍面临潜在合规风险。

国际数据规则博弈加剧企业跨境合规成本。国家间数据跨境流动“规则林立”，数据跨境流动面临各国法律规则衔接不畅、条款冲突难以调和、跨境隐私博弈等问题。与此同时，不同法域监管尺度、合规要求存在差异，导致涉外企业开展跨境业务时，需同步适配境内外双重监管标准，合规评估、材料申报、安全整改、争端处理等综合成本持续走高。此外，部分国家依托多边机制输出歧视性数字政策，制造数字贸易壁垒，抬高数据合规门槛。

企业参与数据跨境交易面临诸多阻碍。一是企业对合规标准普遍认知模糊，对境外法律和政策环境评估存在困难，一旦违反数据合规要求，将面临严厉的罚款和声誉损失。同时，数据价值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，数据买卖双方对数据质量和价值难以形成共识。二是数据跨境流动的技术防护体系尚未成熟，网络传输、对外服务的服务器等存在短板，且缺少权威的标准化存证凭证。三是争端处理机制不畅，我国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缺少充分的话语权，寻求境外机构配合阻力较大，企业在国际争端维权中面临诸多现实阻碍。

数据安全风险类型不断变化。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，数据安全风险表现形式、传导路径不断变化，呈现动态衍生特征。例如，当前个人信息数据挖掘分析能力持续提高，用户个人信息往往关联其他个人信息数据，借助技术可间接识别出其他人的身份信息，衍生出间接溯源类新型隐私泄露风险。

数据跨境流动的创新治理实践

依托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深圳枢纽建设运营主体定位，深圳数据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数所”）持续探索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数据跨境流动新模式，构建“规则互认、技术支撑、场景落地、多方协同”一体化跨境治理体系。

搭建“湾区数桥”一体化数据跨境服务平台。基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深圳枢纽建设深圳“湾区数桥”数据跨境服务平台，以数据跨境合规与监测为核心能力，汇聚国际数据资源，串联数据跨境咨询、合规、申报、流通、利用、存证等链条，面向跨境商贸、跨境科研等行业提供服务，推动数据跨境流动高效、合规、安全。

推进跨境合作从业务层面向规则标准层面升级。持续深化多层次国际协同，推动合作模式由单一业务合作向机制共建、规则互认升级。联合新加坡亚洲商法研究所共同编制《中国－新加坡联合数据合规指引：实务手册》，并代表世界信赖标章与贸易联盟（WTA）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会议。同时，探索多种数据跨境规则，牵头编制深圳地方标准，持续完善数据跨境规则体系。

多赛道培育标准化数据跨境落地应用案例。一是合规数据出境实践。组建数据跨境合规咨询服务体系，提供数据分级分类、识别能力，并引入市场力量共同促进合规服务普及。通过分析评估新闻数据出境合规风险，并向市金融局、证监局等行业主管部门与市委网信办咨询备案，在平台完成首单跨境数据交易。二是海外数据采集实践。利用国家数据基础设施，将海外数据采集标准化、流程化，与海外供应商建立互信合作机制，为深圳市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海外数据采集服务，高效引进海外稀缺数据。三是“来数加工”实践。依托可信数据空间加工与管理能力，为香港保险公司引入内地数据服务方，完成知识库标注任务，管控其中数据入境与出境过程，保障加工过程不引入其他内地数据，在满足数据跨境合规要求的同时，降低海外数据加工成本。

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治理的思考

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治理是一个多主体、全链条的系统工程。针对当前市场需求和产业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，需多方协同联动，有序发展跨境数据交易、算力跨境调度、词元出海等各类数据跨境流动业态。

构建一体化跨境合规智能监测技术治理底座。以自动化、可信化、可溯源为重点，搭建全域跨境数据管控基础设施，弥合人工合规识别滞后、跨境流动风险被动处置等治理短板。一是搭建标准化数据分级智能识别技术体系，将数据出入境负面清单管理要求内嵌，形成重要数据、个人敏感信息自动化识别能力，通过标准化接口等形式输出合规校验服务。二是构建场景化动态监测与应急干预机制，依托一体化平台，实现数据跨境流动实时感知，针对异常传输、数据泄露等异常行为设置分级预警、远程熔断等程序化干预手段。三是建立跨境数据交易全流程行为存证，固化平台操作记录、合规文件等治理凭证，依托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存证数据不可篡改、全程可追溯，为跨境合规认定、跨境纠纷调处、监管行政执法等提供可信数字证据。

建立分类分级协同式数据安全保障机制。遵循数据分类分级治理框架，相关主管部门牵头构建覆盖国家安全数据、公共数据、企业数据、个人数据的分级保护安全规制体系。鼓励数据服务机构对重要数据、敏感个人信息实行全流程加密传输与存储，同步适配多法域监管要求，实现境内监管规则和境外规制兼容衔接，保障各类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有序。建立跨境市场主体准入信用约束机制，严格审查境外数据合作商、境内使用方的合规资质，建立黑名单制度，防范不合规数据流入与违规使用。推进跨境数据治理标准化体系供给，围绕跨境数据交易、跨境传输、跨境安全防护开展标准创制，提炼行业通用治理范式与实操最佳实践，以标准化统一市场行为，提升整体行业治理效能。

构筑对等开放的跨境数据治理国际合作体系。相关主管部门牵头数据服务机构，主动参与双边或多边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治理机制构建。支持数据服务机构立足国内产业发展实际需求，兼顾各国数据主权诉求，探索兼具法理适配性、产业实操性的数据跨境流动方案。围绕供应链协同、异地联合研发、离岸服务外包等典型场景开展跨境数据治理试点，通过场景化实践迭代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实践，推动形成境内外市场互认、主权对等、开放包容的全球数据跨境保护标准体系。

总体而言，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带来大规模数据跨境流动需求，但仍面临国内制度及细则有待完善、国际数据规则博弈加剧、数据安全风险类型不断变化、数据价值评估标准未统一、跨境纠纷处理不畅等多维挑战。未来，需政企多方协同联动，通过一体化跨境智能监测技术治理底座、分类分级协同式安全保障机制、对等开放的国际合作体系等举措，系统建构安全可控、高效便利的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治理体系。

信息来源：《中国网信》2026年第8期